文章轉載自香江著名作家 李怡先生的世道人生
黎智英未審先坐牢，以及黃之鋒、周庭、林朗彥三子被判重囚的案件，引起本港及國際社會關注。律政司發表聲明，指摘要求立即釋放被告的人，是不尊重香港司法制度，更罔顧三人已然認罪的事實。聲明指，《基本法》第63條及第85條分別訂明律政司「主管刑事檢察工作，不受任何干涉」，法院則「獨立進行審判，不受任何干涉」。「對本港的司法和法律制度作出……的指摘，完全漠視案件的事實和情況……。若企圖藉此等言論對我們的司法和法律制度施加不當影響，只會徒勞無功。」
確實是「只會徒勞無功」。因為都只是言論，不是有實效的「干涉」。《基本法》講的刑事檢控和法院「不受任何干涉」，是指不受其他權力機關的有效干涉，而不是指言論自由範圍的討論、批評、指摘，因為這不屬於「干涉」範圍，起不了有效的干涉作用。如果言論批評也屬於「干涉」，那麼《基本法》根本不應該規定香港居民有言論自由，也不需要特別在第39條提出兩個人權公約在香港實施，並規定香港制訂的任何法律，都不能凌駕人權公約。
律政司對前學民三子提出的控罪是「未經批准集結」。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認為，未經批准集結，不等於非法集結，非法集結涉及擾亂行為，可能會引致暴力出現，而未經批准集結並無這個行為元素，僅僅是未申請不反對通知書，其性質基本上是和平進行。實際上《基本法》對集會自由的權利，並無設先獲批准的條件。因此法庭一般都會輕判。三子也大致上基於這種認知，即預計會輕判才認罪。但法官就脫離控罪，以非控罪的另一些較嚴重罪行，如非法集結、暴動等，指「對公眾人士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脅……需判處具阻嚇性的刑罰」。張達明認為這是將其他控罪的情節「入晒佢哋數」。
黎智英等被控告違反租賃條例涉嫌欺詐科技園公司，這種租賃糾紛在香港可說是慣常案子，但這次卻由國家安全處主管，由國安法指定法官去審判，並在案件暫時毋須答辯押後明年再訊的情況下，拒絕黎智英保釋，未審先坐牢幾個月。
這兩宗案件有沒有違反《基本法》第63條和第85條的「不受任何干涉」原則？還需要評論嗎？除非將讀者當傻瓜。
言論批評指摘，確如律政司所言，是「徒勞無功」的，而真正的權力的干涉就肯定非徒勞且有功。既如此，文明社會為甚麼還一定要言論自由呢？
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在1787年制訂了三權分立的美國憲法之後，發現這一憲法仍然有致命缺陷，那就是：國家權力雖然被分拆為立法、司法、行政三權，但三者都只能操縱在官吏或政客手裏。絕大多數民眾如果沒有任何可以操縱在自己手裏的直接權力，他們最終將一無所有。基於這一思考，傑佛遜推動《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》。這條法律不允許國會通過任何剝奪宗教自由、言論自由、集會自由的法律條文。香港《基本法》第39條規定不能通過任何牴觸兩個人權公約的條文，也基於同樣的邏輯。
傑佛遜認為應該讓人民「聽到一切真實和虛偽的東西，然後作出正確的判斷」。在自由辯論中，錯誤在所難免，有言論自由就應該有允許搞錯的空間；如果要求言論必須與事實相符的話，就很可能使原來想要說話的人嚇得不敢說了。
但這只有在人民權利最大化的體制下才會實現。而且在民主體制下，言論或一時徒勞無功，但遲早會顯現出真正的糾錯功能。當回歸到統治者權力最大化的體制，三權分立不再，人人嚇得不敢說話的時代也就來臨了。
李怡小資料：
李怡原名李秉堯，1936年4月13日生於中國，籍貫廣東新會。童年時曾在北京及上海居住，1948年移居香港，於左派學校讀書，早年嚮往社會主義。1954年中學畢業後曾參加中國大陸的高考，但因身體關係未能考上，留在香港的左派機構任職資料員及編輯。筆名舒樺、齊辛、余從哲和李怡，現在香港時事評論家、自由專欄作家。
李怡1970年創辦《七十年代》雜誌，立場曾經親共，被台灣視為「匪刊」，直至1981年，李怡脫離左派，轉向反共，並在1984年將雜誌改名為《九十年代》。1990年創立「台灣版」，雜誌集合眾多知識份子的作品，敢於批評兩岸政權，又被中共視為「親國民黨」而遭查禁。李怡一直為該雜誌總編輯，直至1998年雜誌停刊。
李怡曾參與經營天地圖書，後在立場反共的「香港壹傳媒」報刊內發表時評專欄文章，2007年獲董橋之邀參與撰寫部份《香港蘋果日報》的社論《蘋論》，經常公開批評中國共產黨。著有政論文集《放逐》、《思緒》、《對應》等，部分為《蘋果日報》專欄散文結集，內容主要是政論及一些較輕鬆的話題，如電影評論、書評等。
此外，自2003年起，李怡擔任主持香港電台第一台節目《一分鐘閱讀》，節目播出至今。期間由2020年8月開始，岑逸飛、陳煩、黃子程及謝祖墀加入主持行列，交替主持每星期節目。李怡現為「獨立評論人協會（簡稱評協）」之創會會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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